许倬云的公益慈善观：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做；事小，做出来了，就是成功

    许倬云的公益慈善观：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做；事小，做出来了，就是成功

华夏时报（www.chinatimes.net.cn）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

    许倬云先生身着白色圆领的棉质家居服，坐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，以视频的方式讲述着他和公益慈善有关的故事。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，但是这位92岁的历史学家娓娓道来，仿佛在说昨天的经历。

    这是2022年7月末的一天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了三年。作为公益行业的记者，我一直希望能够采访到许倬云先生。因为读了他的书，也看了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，发现他很少谈到公益慈善的话题。或许是因为面对这位历史学大家，人们更愿意追问大变局中的家国天下，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何以立身。

    许倬云先生的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等著述在海内外有众多的读者。人们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中国人的来处，也探寻我们去往何方。2020年接受《十三邀》采访时，许倬云先生觉得“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”，他建议人们“从最基本的阅读开始、在思考训练上摸索、不败、不馁、不争、不抢、往里走、安顿好自己、看意义、想彻底、输送知识、刺激知识、发动讨论、交换意见、形成一种呼应和强大的社会力量”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寻找内心安宁平和的力量。”

    2022年夏天，他以口述的方式推出了新作《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》，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——往里走；再安顿自己；再安世界。

    ……

    许倬云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和未来对话。即使如此，我仍然怀着一份执拗和好奇，想知道面对公益慈善的追问，这位从东方走到西方，阅尽沧桑的智者会怎么说。或者还因为，许先生本人就是一位伤残人士——许倬云先生出生于1930年，因先天性肌肉萎缩，从小就承载了太多超于同龄孩子的负荷。好在父母亲人对他一视同仁的关爱和包容，让他可以打开心门，克服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上了求学之路。他13岁学会拄棍走路，19岁随父亲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省，后又到美国留学。退休至今，他依然以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的身份活跃在学界。

    几经辗转，我联系到了许倬云先生。许先生告诉记者，近年来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本不打算再接受媒体访问，听闻主题关乎公益慈善，不由生出几分亲切——因其自幼身体残疾之故，几十年来便与公益慈善机构有过许多交集；回望流金岁月的点滴过往，还是颇有些与此关联的故事可讲，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次采访。

许倬云先生用两句话对“公益”和“慈善”做了区划。他说：公益不是慈善，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，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。

在公益慈善方面，他始终是以身践行的人。如他所说，“好管闲事。”这也许是生性使然。

    大约20岁的时候，在台湾省，看到当地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未能设身处地地站在残疾人角度考虑，交通信号的设计不科学不人道，残障人士出行多有不便，他为此多次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反映。因为他的坚持不懈，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。

    多年以后，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时，他又遇到类似问题。他以当年在台湾省的解决路径为样本，帮助当地一些残障孩子的家长和政府进行沟通，并按流程予以特别申报，事情同样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
    看似些许小事，或许可以体察许倬云先生的公益慈善观。如他本人所说：“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做；事小，做出来了，就是成功。”

许先生说，当年他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，所以他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、稿费等捐给基金会。他的母亲97岁时故去，留下一些品质不错且未来得及穿的衣物，他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公益机构并进行义卖，所得收入均用于慈善事业。

多年来，许先生与公益慈善机构有不少合作，也直接推动了一些项目的落地。许倬云先生尤觉安慰的是，“平心而论，我在台湾几十年，我经办的这些（慈善公益）案例里面，我没有一个（私人）要求，没有（为自己）花一文钱。”

以下是许倬云先生的讲述。

    一

    我是一个残疾人，所以今天就谈谈过去我在台湾省生活的时候，当地政府是如何安排和处理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事宜。

    台湾省各市、县政府的社会科，都有若干救济事务的职能。这些救济并非是简单的给钱或帮忙，而是要从法律角度实施。举例来讲：我是1949年到台湾省生活的，那时候当地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设置，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人士的实际需求，也没有其他的设施。1950年开始，有人提议应该增加这方面的安排，于是各十字路口陆续开始有红绿灯。当时我也曾经介入过这件事，为此说过一些话。

    我上大学之后，发现校园外的一些路口也有红绿灯，但时间（对残疾人来说）不够，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向有关部门提出来。大概半年左右，全省各路口普及安装红绿灯，而且还装了一个电铃，可以（专为残疾人）延长通行时间。这个事情慢慢进化到一定地步之后，大概是交通局等机构，又专门在红绿灯旁边设计了一个小绿人，这个小绿人的特点是，它的走路速度是由慢走到快走。对健全人来说，当小绿人开始快步走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已经走了道路的一半；当它纵身一跳的时候，你已经到达道路的另一边了。如果你是残疾人，按了这个电铃之后，小绿人就会走得很慢很慢，甚至可以是踱方步的速度。电铃和小绿人这些设计，无论对视障还是听障都各自有帮助——看不见的可以听见，听不见的可以看见，都能安全通过红绿灯了。

    后来交通部门经济更宽裕些的时候，在每个距离红绿灯路口大约十尺距离的地面上都镶嵌了一个铁条。盲人出行的时候，手持导盲棍走到此地，导盲棍顶部就会有个磁铁把这个铁条吸住，他就知道快到红绿灯了。得知此事之后，我又开始管“闲事”了。对于盲人来说，如果是涉及到跨越台阶，地面只贴一条铁片是不行的，应该在跨街的这段路都贴上铁片才行。当时跟我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公益协会，（当我提出这个问题）他们就在所有红绿灯的小斜坡道都铺了铁片。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，老百姓提出意见，政府（不妨尝试）慢慢施行。

    有一桩事情很晚才施行。我们的人行道骑楼，骑楼就是过街楼，后面的店铺常常会将人行道占用，它的（商品）陈列架都推到人行道边上来了，这个很不好。再有，有些人骑着脚踏车，一到这边就靠边一放，你一个人靠边一放可以，三个人也靠边一放就不行了，道路都被占满了。如果有些人再不小心，直接把脚踏车横着就一放，别人进出怎么办？于是我又开始管“闲事”，找到政府的社会司，告诉其中的一位陆委员，“你们需要关注这些事情，并且从紧要的事开始做，首先在大城市推行”。陆委员后来和我结成了朋友。

    讲的交通信号问题，我到了美国匹兹堡以后（又碰到了）。当时有一批人找我，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大学里是伤残人士。因为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的小孩也是伤残，他就问我，是否愿意以教授的身份，领一批人跟市政府交涉（交通信号的事情），我愿意。所以这里（匹兹堡）呢，除了没有（台湾省设置的那种）小绿人以外，当地红绿灯的延长时间、以及用地面铺铁片给盲人导盲，安装电铃等等，都是我那时候和七八个伤残孩子的家长一起，跟公家说明了，跟市政府说明了（才解决的）。我们没人委托，只是自己或者家人去谈，我是亲自出席，当然要让你看得见我，晓得我（伤残）是真的，（最后得以推广应用）。所以这种事情，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做；事小，做出来了，就是成功。

    二

    在我读大学硕士的时候，有一位患了被我们叫做作“肢体萎缩症”的女士，大概有20岁，她双手和双脚都无法使用，所以长期坐在轮椅里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电动轮椅，是手推轮椅。她的两只手不能推，所以她的妈妈或者爸爸推她；她吃饭不能自己吃，妈妈喂；她拿嘴咬着毛笔写文章投稿。因为这些缘故，大家知道了她的故事，都很同情她，愿意帮助她。她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50岁去世。

    刘侠（台湾省公益人士）掌握的这个case（案例）向社会披露出来之后，陆委员就来帮忙了。他前去访问了刘侠之后便来找我，说：“许倬云，我知道你很关心这件事。伤残人像你这样关心他人的不多。”

    我说：“这是天生的毛病，爱管闲事。我们应成立伤残福利协会。你调查一下全省一共多少残疾人？”

    他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有数字。”

    我说：“怎么来的？”

    他说：“自从你来访问过我们部门之后，我就向上级提出，户口调查要把伤残人士作为其中的一项。什么样的伤残、几级伤残，请内政部门的医药部门、卫生院确定级别，做好手册。我们编好手册之后交给伤残人士，里面很清楚的写着，你可以去何地、找什么人帮忙，列举了教会、寺庙和公益机构等。”

    所以，我给你讲，公益不是慈善，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，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。所以，这一点希望你（分享给大家）。我这两句话就对“公益”和“慈善”做了区划。

    我们民间办公益的事情，去诉诸于愿意办慈善事业的人士，请他们捐钱。很快，我们就募捐到了不算小的数字。因为一调查，全省有各种需要的伤残人士很多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陆委员就有事可干了。他就各县市的跑，督导此类事情。有整体的调查，有全盘的策划。如果登记有伤残人士的，当地卫生院就要留存案例；如果属于重伤残的，就要定时去看他、照顾他；如果他必须住院，不用问，住院公家出钱。这本来没法律，后来他们就定了法。

    这个我可以提供你参考，我觉得国内必须要这么做。我回这些故地的时候经常会跑去看看，看他们做的怎样，确实做的很好。后来陆委员一直做到他退休。

    平心而论，我在台湾几十年，我经办的这些（慈善公益）案例里面，我没有一个（私人）要求，没有（为自己）花一文钱。

    现在我们一直聘刘侠女士做这个基金会的董事，请她为基金会取名字，她起名叫“伊甸园”基金会。定期捐助款项的人很多，有些人发了愿，每个人捐了钱。有若干寺庙和若干教堂认捐，所以伊甸园在台湾是相当“阔”的基金会，他们已经“阔”到可以送得起每一个伤残人士需要的轮椅，而且如果手不能用的话，送伤残电轮椅，这就不是小数目了，而且5年10年换一家，坏得早就换得早，这就不是小事情了。

（当年）我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，所以我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、稿费等捐给基金会，无所谓。最后捐的一笔，是97岁的先母故去那年。老太太是出身世家的小姐，喜欢服饰衣着，这个无可厚非。刚开始我们都很穷，后来慢慢薪水都可以了，一起供这一位老太太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她一柜子的衣服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没穿过，于是就捐给伊甸园基金会，基金会交给拍卖行，按照品质去卖，那一柜子东西算下来大概也不少钱。

    三

    还有一个case（案例）：一个高中毕业的16岁女学生，忽然被车撞了，脑坏死。当时因为家里太穷，没办法医治。后来以她的亲友为主，召集了一批有同情心的人共同商量，就想到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：

    台湾省有一种每个月抽奖的奖券，5块钱一份。奖券可以买，你也可以拿发票去换奖券。目的是什么呢？鼓励大家用发票。发票是什么呢，就是你购买物品的税（证），是国家给你的收据，收据你可以去换奖券。每月都会抽一次奖。那么我手里带着发票有什么用处呢？捐发票。

    记得当时每家店铺的柜子上都有一个玻璃盒子，上面有一个洞，每次买完东西拿着发票往里一塞——好家伙，全省的发票数目（汇集在一起）是不是很不错啊？奖券设置是从一等奖到十等奖。十等奖是5块钱，一等奖有10万，二等奖是1万。如此一来，常常是大奖全部抽到，这一抽奖，这个基金会的（募捐）钱就真不少了。

我还记得这个基金会名叫“创世纪”，他们就办得很好。工作人员都是义工，1个房间6个人，6个床中间1个服务柜，（包含）医药急救等等。房间有空调，门和纱窗，一个护士坐在里面，一个大厅有十几间房，每间房1个护士6个病人，就靠这些支持。

    这个你说是“公益”是公益，你说“慈善”是慈善，但是慈善没有人损失钱，损失钱的是这个抽奖机构。所以这个“创世纪”（基金会）和那个“伊甸园”基金会两个单位是我最熟悉的单位。我倒希望大陆可以仿照这个样子做，“惠而不费”。这个你说它不是慈善事业？（其实）是，帮人忙。这两个基金会的员工都是义工，有些义工礼拜天来做，他自己排（时间），几个礼拜值一次班，礼拜天大家可以出来做事情。诸如此类。

    如果一个社区有2万、3万人，就可以办这类公益慈善机构，推广此事。10个社区就都可以照顾到其中的伤残老病。我现在每天要有人帮忙拿吊车，从床上吊到车上，车上吊到床上，因为我不能动，我不是“渐冻人”，但我不能动，手脚都没力气。

    我雇佣了人。按照政府的办法，雇佣之后，他领一部分薪水，另外一部分派他的单位收取，这价目不便宜。早上一个人，晚上一个人。但照料的事无法早晚都派人，因为单位说“我们人手不够。”所以一半的时间我太太在做，七天当中，三天早上由他们来做，四天晚上太太做。

    所以这个呢，大陆（方面）想想，能不能够以公益的办法，让那些在家里需要照顾的伤残人士，可以派人来帮助。如果说我在台湾省由哪个单位来管的话，我很可能就由伊甸园基金会找个人来帮忙，但这里（美国）没有。所以，我建议就拿我讲的话，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一点，我盼望两岸之间互相借鉴，台湾省这个榜样是确实值得学的。

（感谢许倬云先生助理、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冯俊文先生，对此次采访提供的帮助。）

行胜于言 勿忘初心